东莞：创新+政府 创新型思路的价值重构

　　在创新驱动这个大战略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创新主体的关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性问题。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必须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必须随时破除那些僵化的和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制度，具备改革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点。

 

　　深化创新链条发掘价值

 

　　先来看一组数据：东莞R&D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1.22%逐年提高到2014年的2.16%，而2015年预计达到2.3%，可见东莞在科技投入的倾斜力度在逐年增加。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东莞研发投入增幅连续3年居全省前三，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5%。目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超过5000家。

 

　　创新研发积极投入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自身的差距。相比北京、上海、苏州等，以及省内深圳、佛山等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东莞的研发创新经费占GDP的比例，研发来源于企业投入与政府投入占比，政府投入仍偏少。显然，东莞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以加工贸易为重点，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固有路径，对东莞还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全面来看，东莞制造业确实还存在低利润、低附加值，重制造、轻研发的转型之困。那么，东莞政府又该如何针对发展新问题，创新思路，破解镇街间区域不平衡问题呢？

 

　　就在今年，“东莞创新中轴线”的概念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围绕东莞创新中轴线，统筹松山湖（生态园）核心园区、散裂中子源、大学创新城以及寮步、大岭山、大朗、横沥、东坑、企石、石排、茶山、石龙等9个镇，规划建设东莞自主创新示范区。

 

　　“东莞创新中轴线要建设好，核心是解决利益协调问题。”东莞市发改局局长朱斌华认为，目前每个镇都是单独的经济单元，都得算账，松山湖具有天然的优势，政策、环境对创新资源都有较大吸引力，因此，很多优质企业把总部放在松山湖，制造生产环节放在周边镇街，于是就会产生税收分配的问题。创新中轴线提出，要建立利益共享的机制，就要解决好这些核心问题，真正让沿线区域的共享创新联动带来发展成果。

 

　　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全新的创新格局，政策不断释放红利，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也在不断拉近东莞区域间的协同与合作。 笔者从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了解到，目前东莞明确以着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创新型企业高地、高端人才高地为抓手，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实现。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备的创新型经济体系，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成为全省全国区域创新高地、创新型企业高地和高端人才高地，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成效位居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前列。

 

　　笔者观察到，东莞在积极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过程中，对标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和美国硅谷等先进地区，结合松山湖高新区自身优势和东莞需求为出发点，在八大关键点上发力，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科技金融产业深度融合、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建立协同创新体系、深化国家科技合作、完善创新创业孵化育成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等。

 

　　在整个“创新轴”里，以天安数码城、中科云智、松湖华科等优质的孵化器为代表，展示东莞作为广东省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格局，有利于加快构建更有利于聚人才、出成果、提效益的体制机制。

 

　　“市长之手”和“市场之手”

 

　　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微观层面来看，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一是正确划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范围；二是在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之间进行适当的搭配。分清楚哪些问题应当由市场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哪些问题需要由市场和政府协调解决以及二者如何协调。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说，创新驱动是新引擎，改革是点火系。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

 

　　王志刚认为，一方面，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把科技创新的“轮子”更好地转动起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发挥好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依靠改革驱动创新，把体制机制创新的“轮子”同步转动起来，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创新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改革目的是要调整生产关系。必须抓住关键点、打好组合拳、形成工具箱，让改革创新“两个轮子”一块转起来。

 

　　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城市三者之间，能否协调合拍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考验城市决策者智慧的重要命题。目前，东莞正在通过围绕政府审批、政府扶持、政府监管等领域的变化和提升，正在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城市经济更加健康的三角关系——更开放、更高效、更强调市场服务、信息互动更及时。在这过程中，又有很多优秀的合作模式值得尝试。

 

　　如东莞松山湖（生态园）已设立创新中轴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专项资金，统筹用于创新中轴线开发建设。接下来，在创新中轴线开发建设过程中将开展PPP模式试点，即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配套设施、科技创新载体等建设。

 

　　又如，天安数码城作为民间资本与政府合作，深度参与项目的转型运营。2015年8月1日，天安数码城接管了东莞民间金融街，并将“民间”升格为“众创”，通过搭平台、建载体、做服务、促融合等方式，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目前，东莞众创金融街已经成为省、市、区政府共同打造的重大转型升级平台项目，是东莞市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该项目正以金融对接实体经济的方式，帮助大众创新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市场、打造新经济。就在今年5月，东莞市市长梁维东在视察天安数码城时指示，政府要在推动双创空间、培养新型孵化器、通过金融带动企业、产业及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上下功夫。

 

　　■聚焦

 

　　政企联手 做好产业转型文章

 

　　经过近40年的开放式探索，开放式的格局从深圳、厦门到等试点城市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从简单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到宏大的“中国制造”“世界工厂”。可见，中国的产业发展历史正如一部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顺应经济规律的历史书。

 

　　以加工贸易起家的东莞，通过“走出去”“引进来”，不断壮大经济实力、推动产业升级，以巨大的勇气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探索科学发展的新模式。

 

　　在推进转型升级的路上，东莞市为全国转型升级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其中，创新驱动便是东莞转型升级路上的重要节点，政企合作更是推动产业高级化的表现。

 

　　6月30日，东莞市市委书记吕业升在2016年东莞市非公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真诚坦荡跟企业家打交道，真心诚意提供优质服务，努力营造服务到位、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公开、公正诚信的市场环境，严明规范、文明执法的法治环境，放心投资、安心创业的社会环境，形成全社会亲商重商稳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梁维东也表示，政企携手共建新型政商关系，要以“亲企清政”工程为抓手，全力支持外资和民营经济做优、做强、做大。

 

　　企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企合作促使企业走上创新发展的“快车道”，也是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这为许多以天安数码城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造无限的空间。

 

　　据天安数码城集团总裁杜灿生介绍，天安数码城的发展能取得成功跟其迅速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适应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企业的定位和发展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每次天安的调整都能踩准国家经济转型的时间节点。”

 

　　上世纪80年代，从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开始起步，那时候，处于初创阶段天安数码城主要开发工业园区，服务这些加工型企业，其厂房的面积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在1996年以后，随着外贸规模的急剧放大，贸易型企业也成为园区服务对象。

 

　　在1999—2008年，随着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高新科技型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天安数码城主要建设运营科技产业园，延伸高附加值产业链。

 

　　在之后的2009—2013年，随着产业地产的兴起，天安数码城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从科技产业园升级为城市产业综合体，强调物业形态的多样性、功能复合性以及产业融合性。

 

　　历史的脚步还在继续往前进，在2014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公司开始由产业综合体运营商向创新企业生态圈运营商开始转型，覆盖全生命周期创新型企业。

 

　　杜灿生表示，天安数码城几次的转型都紧跟城市的转型升级，踩准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产业投资疲软、房地产需求萎缩等大环境情况的倒逼，同时也是顺应国家经济转型、创新驱动的时代潮流。

 

　　业内观察人士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原有发展模式亟需调整，处于不断调整的阶段。同时，在创新驱动力的作用下，科技领域孕育着重大突破，产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机制，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开发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产业综合体运营商、创新企业生态圈运营商四个阶段的转型，天安数码城紧跟政府的脚步，走在了历史的前沿，一方面园区也晋升为行业的标杆领头企业，成为政企合作的典范代表；另一方面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更是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今年，天安数码城董事长李可受邀参加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可说：“2016天津夏季达沃斯此行不虚，总理在论坛上对企业转型铿锵有力的支持，可见政府层面对此很重视，相信创业创新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也将大大有利于天安数码城园区企业的发展。”

 

　　■观察

 

　　缔造可持续、共成长的政企关系

 

　　关于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学发展史也有着长期的争辩。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革命”，还是古典经济自由学说的奠定者亚当·斯密，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市场是否需要政府，政府在市场中是否会失灵。

 

　　而放之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需要”和“失灵”只是一个非常局限的视角。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的聚焦更应该放在“共成长”上，即政府和市场如何步步和谐，共同促进。

 

　　政府与市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怎样才是默契？我们就以“创新驱动”核心战略作为场景，看看政府与市场、政商关系如何积极互动和相互影响。

 

　　对于政府，既是“创新驱动”的顶层战略设计者，也是发展浪潮的推动者。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奏好“四部曲”——“上”、“下”、“前”、“后”。

 

　　所谓“上”，即指设计和决策。如国家设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等。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直接高效，同时又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此外，还要有积极的决策。一项战略铺开，并不是一劳永逸，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各种创新主体，通过长时间的磨合锤炼，才能打造一番新气象。而在这过程中，对于创新动态的敏锐度，行业的创新能否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能否将优秀的创新实践及时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使其得到巩固和推广。以上种种，着实考验着政府的政治智慧。

 

　　所谓“下”，即指公共服务。对创新驱动战略的积极响应，离不开落地政策的跟踪服务，这叫接地气。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社保、社会治安以及城市治理等综合性问题。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理应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无论贫穷。

 

　　所谓“前”，即抢抓市场机遇。如果说，十年前中国的经济版图最亮眼的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那么，经过十年的经济较量和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日趋平衡，东西南北中，到处开花，格局竞争也越发多样化。在这种空前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前，地方政府就更应该走在前面，将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推出去，帮助区域抢抓市场机遇。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为了吸引惠普等企业落户重庆，曾经承诺，“如果3年内不能做到80%的零部件在重庆本地生产配套，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重庆包赔。”基于大胆判断进行的“豪赌”，也让黄奇帆顺势招来了电脑零部件生产巨头富士康。

 

　　所谓“后”，即市场监督和行政效能。好的政策落地，好的项目进来，还要有好的后续服务对接功能。为此，打造创新型政府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成为关键性要求。如江浙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将盱眙原分散在全县23个部门的审批权依法依规统一行使，印章总数由53枚压缩至1枚。浙江台州实行多个部门联审联办，过去民营企业拿到土地后审批需要一年多时间，现在后续手续两个月之内全部办完。

 

　　政府的四部曲奏好了，企业的步子要紧跟，才能奏出一部和谐的交响乐曲。政府和企业，就像左手和右手，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天安数码城集团总裁助理、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协会会长何文就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坦言：“现在政府的服务性和创新性确实都在不断改进和变革，政企都在有所作为，而企业需要更加努力。只有政企持续共发力，未来发展才更美好。”

 

　　作为国内知名孵化器的掌舵者，何文对区域政企关系有着长期观察和独到见解。正如他的观点所言，在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的大好机遇下，企业管理者既要敏锐地抓住政策红利，但又不要过分地依赖政府优惠政策。尤其是刚成长起步的小微企业，更应该苦练内功，尊重商业的基本操守，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企业战略管理能力，锤炼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企关系的可持续，共成长。（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