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农村股权流转社会化路漫漫 亟待激活

　　4月17日下午，东莞万江街道大汾社区党工委书记何淦辉向往常一样在一张“新生儿出生证明”背面签上“同意”二字时，他并没有分享到村里添丁带来的喜悦，反而因正在谈论的农村股权问题，显得多了一份忧愁。

 

　　东莞股改10年来，一直有人提出针对新增户籍人口进行重新分配或者配股的诉求。日前出台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了在过往继承以外更多的流转路径。

 

　　然而，在股权固化的前提下，农民手中的股权除了分红外，更多的时候是“沉睡”的，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能不能像股票一样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股权流转社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生与死之间

 

　　“好比这个（新生儿），他也是大汾社区的一分子，但却享受不到集体股权的分红。”何淦辉手拿一纸出生证明说，不仅如此，按照去年底市里出台的《规范村社区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工作实施方案》，社区也不能再为这个新增户籍居民购买社保，以往集体出资部分得由参保人承担资金，这多多少少会引起新生儿家庭的不满。

 

　　原因很简单——这名新生儿并非该村股东。与十多年前该村农村股份制改革时、2003年7月1日前出生的户籍农村人口天然就是股东相比，这以后出生的户籍人口就没能赶上趟儿。10年前的那场改革——“生不增，死不减，进不增，出不减”政策，是核心基本原则。

 

　　2003年，大汾村与城区四个街道的农村一起，在全市率先完成了农村股份制改革。彼时，大汾村2600多万元的集体资产被分成2852股，由经过确认的户籍股东村民共同所有，并享有分红的权利。

 

　　如今，当年登记的每个股东一年可以从村里获得3500元左右的分红。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些股东中有200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同时，伴随着嫁娶和生育，大汾村近年来新增的人口有500多人。

 

　　按照当初“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死去的人还在领取分红，但新增加的人却获取不到集体经济带来的收益。同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和资产，为什么因为出生得晚就分不到一杯羹呢？近年来，这样的质疑不时在何淦辉耳畔响起，让作为基层带头人的他感受到了压力。

 

　　而这种声音，多年来并非只出现在大汾村，在东莞的其它农村也很普遍。为了兼顾新增户籍人口的利益诉求，大汾社区通过分油、分米进行“抚慰”，每年每个户籍非股东居民与股东一样领三四次。

 

　　2014年两会期间，身为市人大代表的何淦辉在收集群众声音后，建议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额”制度进行改革，每隔5年重新配置一次股权，或者制订其他合适的政策，以使村民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时至今日，何淦辉仍然认为，5~10年进行一次“调节”，解决“死人”和 “生人”争饭碗的问题，针对新增人口的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不利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

 

　　不变应万变

 

　　“中午刚遇到一个村的负责人，还在跟我说要改啊，新出生的人没有股份不行。”这是市农业局副调研员黄力平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但在他看来，这种“死人跟后人争饭碗”、新增人口享受不到分红的问题是个“伪命题”。

 

　　“这是对当初股权固化的误解或认识的偏差造成的。”黄力平说，农村集体资产的来源是农村集体土地，股权的固化政策是贯彻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的具体体现。

 

　　“新出生的、娶回来的，和户口迁入进来的人，从法律上讲是一样的，如果重新配股给前者，那后者一样得有啊。”黄力平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户籍流动将会越来越大，只有固化股权才能从制度上彻底解决迁出迁入人口的利益诉求，也更有理据保护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

 

　　从事东莞农村股权改革工作的黄力平说，过去，东莞也曾有村试过召开股东大会，讨论新增股东问题，但这样原有股东的利益会摊薄，每家增加多少，怎么增？今年增了，来年还要不要增，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最终不了了之。

 

　　据介绍，佛山的一些村曾试图用 “生增死减”的股权分配方式解决分红纠纷，但并没有解决问题。桂城街道夏北居委会经济发达，福利分红均高于周边村庄，这导致采取“生增死减”后，许多人想嫁过来享受分红。仅2010年到2012年就增加了600多人，这直接造成福利分红的摊薄。

 

　　2011年，夏北居委会改变了做法，由股权固化到人变为固化到户。即由股东代表大会通过改革章程，确定一年后的2012年12月15日为时点确定股权，时间点之后将实行“生不增，死不减”。

 

　　从近年来市里涉农村股份制改革的上访数据来看，东莞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与周边城市比也是不突出的。同时，上访针对的不是对制度的质疑，而是股改前身份的认定，属于个案。这证明东莞坚持“股权固化”，是符合最大多数农民利益的。

 

　　因此，东莞多年来一直坚持固化股权，以不变应万变，“涉及到约120万股东的利益，任何风吹草动都很难平衡。” 黄力平说。

 

　　内部流转初启

 

　　然而，万事万物并非一成不变的。日前出台的《指导意见》及相关实施细则，在强调新增人口不能无偿配置股权的同时，对农村股权继承、转让、赠与等流转原则和程序进行了指导。

 

　　此前，继承是农村股权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各集体股份经济组织章程里也有列明，市里也在2009年出台关于具体办理的指导意见。不过，在广大农村，老人忌讳在生前订立遗嘱，因此死后因为继承股权引发的家庭纠纷不在少数。

 

　　何淦辉介绍，目前大汾村遇到老股东去世后的分红问题时，都是让老人的家庭成员自己协商好如何分配，并签订好协议后才能领取分红的。而记者了解到，在没有明确继承关系的情况下，东莞不少数村都是采取的大汾村这种做法。

 

　　在东莞，股份继承工作做得到位的村，超过80%的继承手续办得比较好，没有办好的始终是个隐患。所以，东莞这次出台的《指导意见》，给出了转让、赠与等继承以外的流转途径，流转手续很规范的办完了，相应的权益就明确到“生人”头上了。

 

　　根据《指导意见》及相关实施细则，内部转让的流转双方户籍须在本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内部转让还可以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而股权赠与时，双方必须是近亲属和其他关系的亲属。

 

　　内部转让无疑给了农村股权在更大范围内流动的路径。有长期观察东莞农村发展的人士指出，一旦股权可以在小范围内流转交易的话，农村股权无疑更具“含金量”。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东城部分社区几年前就曾出现过内部流转的案例。当时，有村民因为重大疾病亟需用钱，将个人股折价流转回了村集体，解了一时之需。据了解，东城的不少村由于集体资产丰厚，股改时既有集体股又配有个人股，不仅进行了固化，还进行了量化。所以，上述村民在流转时，个人股的价格就以当初的量化为参考。

 

　　“当时市里没有相关指导意见，算是基层自己的探索吧。”市农业局经营管理科工作人员说。他说，农村股权不仅仅只有分红这项收益权，农民具有的所有权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流转，就可以通过“折现”来体现股权的价值。

 

　　“唤醒”入市

 

　　然而，不是每个地方的股权都像东城那样有价值。厚街某社区股东黄先生，对于股权就并不在意。记者日前看到他时，他正在忙着指挥工人给荔枝施肥。在他们家的收入构成中，荔枝产销才是支柱，至于社区股份带来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计。“每年社区公布一些经济数据时，我才想到股东身份。”黄先生说。

 

　　就在上个月，这个社区的一名老人家去世了，老人家留下的股份，由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继承了。记者问该社区负责人，过程中是否产生争执需要社区协调？该负责人说，社区不富裕，股权给大家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多，大家不会为这样的一件小事吵翻天。

 

　　诚然，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缺乏活力，股权价值就不会高，也很难流动起来。为此，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探索有偿购股、项目入股等方式，募集集体发展资金，增强基层经济活力。

 

　　多年来，东莞一直在鼓励项目入股等。不过，调查显示，目前全市只有5个镇街16个村组开展项目入股工作，仅占全市村组总数的0.56%，约730名非股东村民参与项目入股。

 

　　对此，何淦辉认为，村民对集体的不信任是主要原因，担心集体把个人入股的钱给弄没了，有好的项目不如找几个村民一起自己做。此外，缺乏相关政策规定，不敢实施和操作也是其中原因。

 

　　目前看来，“内部”二字仍将是今后东莞农村股权流转的主旋律。同时，可以流转的股权数量也十分有限。《指导意见》及相关实施细则提出，个人股东在固定时期内累计取得的股份，不宜超过所在农村（社区）总股份数的1%；整个家庭的累计取得的股份，不宜超过总股份数的5%。

 

　　不过，《指导意见》也提出，“待条件成熟时，探索逐渐放宽股权流转范围，建立股权合理流转机制，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股权流转的社会化”。

 

　　“这为股权社会化交易留下了一个路径”，黄力平说，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能实现公司化运作，那么其股权上市流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旦市场化流通，资产效益将成倍放大，当然，这些只是愿景，背后涉及到太多复杂的内容，不是仅靠地方探索可以实现的。”黄力平强调。（来源：东莞日报 ）